【文化杂谈】 “神圣之人”的“赤裸生命” ——新冠疫情引起的“生命政治”思考(6) 步虚 我们在前面已经了解到，阿甘本之所以坚持自己对意大利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做法持批评态度，是因为在他看来，今天西方国家的权力仍然是一种需要通过“例外状态”( 紧急状态) 而施行的权力。除了紧急状态，国家权力在今天不再有任何其它的正当化形态，任何地方的权力都在不断地指向并诉求紧急状态，并且暗中用尽力道在制造紧急状态。这是一种政治权力垄断者们惯用的一种“生命政治逻辑”。我们认为，出于民主政治的一种前瞻性的担忧——新冠时期的“例外状态”有可能成为以后西方国家的一种常态化社会管理模式，即例外状态常态化趋势，这的确是一个值得人们警惕的可能出现的情况。有中国学者已经指出，那种认为“阿甘本从一个左翼的思想家，今天沦为一个保守的、面目丑陋的人物”的观点，其实是对阿甘本的严重误读。也就是说，对于阿甘本关于生命政治的思考，人们需要有一个更为全面一点的了解。 我们知道，福柯开创了生命政治研究的先河，而阿甘本延续并扩展了福柯关于生命政治的讨论。与福柯对生命政治的宏观观照不同，阿甘本更为细致地考察了生命政治中生命的困难处境。阿甘本对生命政治讨论的核心概念是“赤裸生命”(bare life)，即所有的生命形式都被剥夺、毫无自由的自然生命个体。在《神圣之人》系列——《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例外状态》《王国与荣耀》《奥斯维辛的残余》《最高的贫困》等作品中，阿甘本从历史学的视角考察了赤裸生命的几种典型样态。 首先且最基本的赤裸生命样态，是古罗马的“神圣之人”(Homo Sacer)。在古罗马法律中，拉丁文的sacer一词本意指任何从普通社会中“排除”出来的人或事物，其内涵既包括“神圣”的，也包括“被咒诅”、“受谴责”的。所谓“神圣”，因为这样的人曾经以神之名起誓：“若违誓言，愿受神罚”。而当他违背了誓言，就理所当然地“被咒诅”、“受谴责”，同时也就被视为该神祇的私有财产。因为他已是该神祇的财产，便不能再属于别的神祇，因此不能当作人祭的祭品；也不能再属于人类社会，因此不受人类社会的法律保护；若他被杀了，便被解读为该神祇透过凶手之手降罚，杀人者因此无罪。总而言之，在古罗马法中，“神圣之人”或者说“牲人”、“ 受谴者”，是一种被逐出人类社群的人。这类人不再受人法的保护，而任何针对他们的暴力行为都不受到惩罚。 赤裸生命的第二个典型样态，是德国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活死人”。由于生理上的营养失调或心理上的极度恐怖等原因，这些人变成对外部刺激不再有任何反应的行尸走肉。第三个赤裸生命的典型样态，是各种各样的“难民”。作为群体现象的难民，最早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数百万的白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离开故土进入法德等国，而法德等国则采取了“去自然化”或“剥夺公民身份”(denaturalization)的政策，取消那些来自敌国者或出身不正者的国籍。这些难民由于缺乏公民身份，而处于法律保护之外。最后一个赤裸生命样态，是美国关塔那摩军事基地中的被拘留者。这些被拘留者不仅不享有《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战俘地位，甚至也不享有根据美国法律所控诉的犯罪人地位。 在上述四种样态中，神圣之人是赤裸生命的古典形象，而后三种则是赤裸生命的现代形象。四种赤裸生命样态的共性特征是，生命的社会身份和政治属性在某种程度上被剥夺或悬置。按理说，“神圣之人”仍然是人，他们本应该受到人法的保护，但他们所经历的实际遭遇是：随时都可能遭受暴力欺凌而得不到任何形式的法律保护；其次，集中营中的“活死人”也是生命，但是这些生命的政治属性已经丧失，而仅仅留下自然生命的特征，从而处于一种无人保护、任人摆布的状态；再次，难民的处境也是类似，其由于缺乏公民身份，而处于所在国的法律秩序之外；最后，关塔那摩的拘留者由于缺乏身份，不享有任何国际人权法上的保护，同时关塔那摩处在美军在海外的基地，而在这一领土上，美国的人权保护法也不予适用。总而言之，赤裸生命中蕴含了一种生命与暴力之间的悖谬。产生赤裸生命的主权机制往往会以本民族的生命安全之名宣布例外状态。在这种例外状态下，原有的法律秩序和社会关系在被排斥和抛弃的赤裸生命身上消失，同时这些生命则暴露于显性的或隐性的暴力之下。 阿甘本赤裸生命概念的深意还不仅止于此。尽管阿甘本列举的赤裸生命案例都是一些特殊的形象，但是赤裸生命这一概念却具有更为普遍的含义。后面我们将谈论这一普遍的含义及其与此次新冠疫情防控的关系。（2020-09-06） 【作者简介】 步虚，文化学者和符号学学者，主修“地中海文明与西方文明“、“文化哲学视野下的当代法国研究”、“意义生成的认知符号学机制及操作”，长期从事文明关系、跨文化实践和国家文化战略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任教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受聘为湖南践行国学公益基金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星光如许】 用新闻视觉考量诗人社会责任 许星 客观地说，当代诗歌是一个纷繁复杂和具有多元化特征的文学载体，其审美取向和表现形式令人目不暇接。但就个人而言，无论是唯美主义、现实主义、批判主义，还是纯粹的个体体验和表达甚至释放，我更趋向于诗歌的精神和理性追求，更择重于用新闻的视觉来考量诗人的社会责任。 首先，诗歌是对生活的再创造，仅仅生活在诗歌里的诗人是无法真正认识生活的本质，从而选择具有自己正确思维的想像空间，去对那些感悟、感知的过程进行有效地表述和描绘。诗歌最初的冲动往往是受某种生活瞬间的启发，情感的、社会的，伤痛的、正能量的，无疑都有急切宣泄和表达的愿望，都有传递一种理念和精神的核心价值，或者说主题和思想。这正好与新闻的视觉、新闻的观点、新闻的功用价值观不谋而合。其次，诗歌是写给人看的，（当然，那些仅供自己欣赏的日记诗歌自然是另当别论和无可厚非的）所以，既然要给人看就要让人看后感同身受、看后有艺术、思想和教益启迪，就象小品让人捧腹大笑后有冷静思考，电影、电视英雄形象让人震撼敬仰一样。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诗人有担当精神和严肃认真的社会责任感。 诗人要有新闻的感知。在面对不同的体念对象时，诗人的第一感觉就是“真实”和“震撼”。“5.12”汶川特大地震时我46岁，作为绵阳日报的一名记者和诗歌爱好者，我自告奋勇参加了报社报道突击队，与一帮年青记者一起深入绵阳极重灾区北川县城采访。面对满目沧痍的废墟和伤痛的土地，白天我穿行在五月忧伤的阳光下，用镜头笔触忠实地记录灾区可歌可泣的抢险场面和精彩瞬间，晚上我就一个人拖着疲惫的身体在燥热潮湿和不断余震的帐篷里写诗。“乱石如雨 残忍/自天上而来 那摇摆中的城市/瞬间如花凋谢 那一刻/生命 在废墟中紧咬牙关/风无顾忌 黑夜很沉/五月 与北川一起陷落//泪水在废墟中流淌 / 瓦砾中的一朵朵小花/ 异常平静和顽强/ 倒塌的屋顶上 鲜红的旗帜/在五月的天空 高高飘扬/脚步匆匆 机器和铁锹/ 屏住呼吸 手和水甚至/一句直白的话语 便成为/生命的奇迹/……//”——《五月，那个滴血的下午》。应该说，这是当时我在极重灾区北川老县城最为真实也最为震撼的体念，一个彰显大爱的新闻感知。 诗人要有新闻的冲动。诗人的冲动不是 “伪抒情”和“无病呻吟”，而是来自一种“正能量”的激情所致。2009年9月，受报社派遣，我和报社另一名记者作为绵阳十个市级部门与极重灾区北川羌族自治县陈家坝乡樱桃沟村因灾失地农民安置对口帮扶单位之一的绵阳日报社工作组的成员，首次来到曾经被誉为“云朵上的村庄”的樱桃沟村，开展为期一年的因灾失地农民安置帮扶工作。一年里，我和同事冒着随时滑坡的生命危险，上千次上下海拔2000多米的樱桃沟村，选址、重建、安抚村民。亲眼目睹和亲身体会了灾区人民不畏灾难的坚强意志和重建美好家园的信心，每天都被那一幕幕如火如荼的重建场面所感动和感染，而这一切也无疑给予了我诗歌创作的充动和灵感。“趟过忧伤的土地/我听见血液在骨络里顽强的声音/不难想象 樱桃沟/这个曾经被灾难所掩埋的/黄土下面当然不仅仅是/子女 牛羊 房屋或者亲情/抚摩带泪的伤口 蘸满阳光的手指/与泥土一起疼痛//山道刚刚修过/翻新的泥土里满含感恩的气息/鸟儿的歌声跃过头顶/生活与负累站在母亲的肩上/怀念那个滴血的下午或者更远的岁月/悬崖下 花朵般的帐篷/艰难地支撑起被冰雪覆盖的日子/汗水打湿夏天/喝醉咂酒的土地轰轰烈烈/在我眼里 母亲孱弱的形象同样楚楚动人/所以 即或是一匹砖 一坯土粒/也都是她一生的全部和心得啊/土地 就是母亲的太阳//趟过振作的土地/我听见庄稼拔节和疯长的声音/樱桃沟 满山桃花盛开/长满新居的羌山阳光普照/金子般的微笑重新挂满信念的枝头/而母亲却越发苍老了……”——《羌山黄土魂》。毫无疑问，正是这些揪心和感人的场面让我真正看到了北川灾区和樱桃沟人面对灾难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顽强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希望。 诗人要有新闻的责任。诗人在艺术地再现生活的同时，应该有不仅仅属于是自己的思考和强烈的责任感以及担当，这也包括发现某些不尽人意的瑕疵。2010—2012年，我作为绵阳日报社的下派干部，从北川陈家坝乡樱桃沟村来到北川香泉乡光明村挂职，任村党支部副书记，开展为期三年的“挂包帮”党员联系服务群众工作。在千方百计带领光明村老百姓共同增收致富的同时，我对北川人民生活和生存状态，从诗歌的角度有了更新的认识。 “这个下午 很低的天空/软软地躺在刚刚栽下的/稻田之上 … Continue reading 博大文化视野（9月11日）